《刑訴法新解釋》在辯護與代理一章新增加第五十四條：“對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訊問錄音錄像，辯護律師申請查閱的，人民法院應當準許。”不過，查閱訊問錄音錄像不是新解釋才開始規(guī)定的，反而新解釋與過去的規(guī)定存在一些差異。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關于辯護律師能否復制偵查機關訊問錄像問題的批復》（(2013)刑他字第239號）規(guī)定：“偵查機關對被告人的訊問錄音錄像已經作為證據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并已在庭審中播放，不屬于依法不能公開的材料，在辯護律師提出要求復制有關錄音錄像的情況下，應當準許。”
《批復》是將錄音錄像認定為證據材料。《<關于辯護律師能否復制偵查機關訊問錄像問題的批復>的理解與適用》對此并沒有展開分析，大部分內容是將訊問錄音錄像解釋為案卷材料，案卷材料的范圍大于證據材料，案卷材料是可以被律師復制的，錄音錄像不是用來證明案件事實，而是證明訊問過程的合法性；因此，從最后的觀點來看，“一旦有關訊問錄音錄像移送法院，作為證據材料在庭審中公開使用，或者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已經啟動，法院已經調取并在審判階段使用的，其應屬于案卷材料，辯護律師在有權查閱的同時，當然有權復制”。因此，錄音錄像的定性可以分為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材料以及證明訊問合法性的案卷材料。
上述分類延續(xù)至“三項規(guī)程”。偵查階段的訊問筆錄是無法回避的證據，甚至是最重要的證據，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也不能回避這一問題，但越來越重視對筆錄的真實性的審查。
第一，在非法證據的問題上，《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規(guī)程(試行)》第五條的規(guī)定更加明確了：“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線索”是指內容具體、指向明確的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等;“材料”是指能夠反映非法取證的傷情照片、體檢記錄、醫(yī)院病歷、訊問筆錄、訊問錄音錄像或者同監(jiān)室人員的證言等。”
第二，除了訊問過程的合法性之外，錄音錄像的內容還可以證明筆錄證據的真實性問題，其實就是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規(guī)程(試行)》第二十二條規(guī)定：“法庭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的，應當重視對訊問錄音錄像的審查，重點審查以下內容:(四)訊問錄音錄像與訊問筆錄的內容是否存在差異。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內容，訊問筆錄記載的內容與訊問錄音錄像是否存在實質性差異，存在實質性差異的，以訊問錄音錄像為準。”
筆錄與錄音錄像不一致，能否就能證明筆錄是非法證據呢？我國刑訴法規(guī)定的非法證據范圍是有限的，甚至在一些辦案人員看來，只有通過刑訊逼供方式獲取的訊問筆錄才是非法證據。即便與錄音錄像不一致的筆錄不屬于非法證據，但這能夠證明證據收集過程存在違法，因為，法律要求偵查人員必須如實記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換言之，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問題所指的范圍要大于非法證據取證方式的范圍。
第三，尤其在被告人在庭審中“翻供”的情形，被告人還說偵查筆錄的內容不是其說的，但最后法官還是采納了庭前筆錄，就要更加要謹慎核實筆錄內容與錄音錄像的一致性。
《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第一審普通程序法庭調查規(guī)程(試行)》第五十條規(guī)定：“被告人的當庭供述與庭前供述、自書材料存在矛盾，被告人能夠作出合理解釋，并與相關證據印證的，應當采信其當庭供述；不能作出合理解釋，而其庭前供述、自書材料與相關證據印證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自書材料。法庭應當結合訊問錄音錄像對訊問筆錄進行全面審查。訊問筆錄記載的內容與訊問錄音錄像存在實質性差異的，以訊問錄音錄像為準。”
新解釋延續(xù)了《批復》的部分內容，即訊問錄音錄像已經移送到法院了，但新解釋規(guī)定的只有查閱，并沒有復制。這可能考慮到實踐中出現了有的辯護律師從復制的錄音錄像發(fā)現偵查人員刑訊逼供，將視頻剪接后發(fā)到網上，引起反響，引起了最高審判機關的擔憂。
但我們要看到，這只是個別現象。不過，新解釋也沒有明確拒絕不讓復制。未來的實踐也可能出現法院只讓律師在法院內查閱錄音錄像，以司法解釋沒有依據為由拒絕律師的復制，顯然帶來工作上的不便。
接下來的問題是，訊問錄音錄像沒有移送到法院，辯護人又想查閱，那該怎么辦？《刑訴法新解釋》第七十四條規(guī)定：“依法應當對訊問過程錄音錄像的案件，相關錄音錄像未隨案移送的，必要時，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人民檢察院在指定時間內移送。人民檢察院未移送，導致不能排除屬于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規(guī)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依法排除；導致有關證據的真實性無法確認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這里還是延續(xù)了《批復的理解與適用》的思路，即錄音錄像，一是用來證明訊問的合法性，二是用來證明案件事實。
問題之一是這里規(guī)定的只是“依法應當對訊問過程錄音錄像的案件”，“依法”是否包括公安部《公安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工作規(guī)定》（公通字〔2014〕33號）？按理說答案是肯定的。公安部規(guī)定的范圍大于刑訴法的范圍。
問題之二是，“必要時”，指的是什么？法官就是認為沒有必要，律師又如何進行救濟？從體系解釋來看，還是要結合錄音錄像的兩個定性來認定。盡管排除非法證據是困難的，但可以以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為由，要求公訴機關移送錄音錄像證明取證合法性，或者以取證存在違法為由，要求公訴機關移送錄音錄像證明筆錄與錄音錄像的一致性。這兩個問題不能混淆，尤其是法官不能以不存在非法證據為由拒絕另一個問題。
問題之三是，法院通知移送錄音錄像，公安局和檢察院不給，那怎么辦？顯然，法院不能強制公安、檢察院移送過來。如果不是有問題，沒必要遮遮掩掩。那只能按照非法證據以及證據真實性的存疑規(guī)則來處理了，讓公訴機關承擔筆錄合法性的“證據不足”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