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最高法民申1909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反訴原告，二審上訴人）：呂某某，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漢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區(qū)。

再審申請人呂某某因與被申請人北京奧東（武漢）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武漢奧東律所）委托代理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鄂民終1258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查，現已審查終結。

呂某某申請再審稱，（一）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十七條第二款“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后，不得擔任原任職法院辦理案件的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的規(guī)定而無效，原審認定該協(xié)議有效屬于事實認定不清，從而導致法律適用錯誤。王少鋒作為武漢奧東律所的主任，以隱名代理的方式參與了呂某某與遵義市僑盛欣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僑盛欣公司）的借款合同糾紛案件，2013年7月該案立案后，王少鋒還前往貴州，協(xié)助湖北省鄂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執(zhí)行法官辦理保全事宜。原審僅以上述借款糾紛中呂某某的委托訴訟代理人為許秋麗律師便認定雙方協(xié)商一致變更了代理合同，該認定缺乏事實依據。且即使按照原審的裁判邏輯，認定雙方已經變更了代理合同，但新成立的代理關系并不能當然適用之前已經無效的代理合同相關條款。（二）即使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協(xié)議中關于“如武漢奧東律所為呂某某爭取到了3540萬元及其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之上的利益，超出部分按照30%的比例支付代理費”的約定因違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三十條“出借人與借款人既約定了逾期利率，又約定了違約金或者其他費用，出借人可以選擇主張逾期利息、違約金或者其他費用，也可以一并主張，但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規(guī)定而應屬無效，呂某某不應按照上述無效條款支付代理費。同時，即使按照二審的裁判邏輯，呂某某應按《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條約定來支付代理費，原審也未查明武漢奧東律所是否保護了呂某某借款本金3540萬元及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之上的利益。在呂某某與僑盛欣公司的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中，根據湖北省鄂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鄂鄂州中民一初字第00017號民事調解書查明的事實，呂某某向僑盛欣公司出借款項3540萬元，僑盛欣公司自愿承擔2012年4月9日至12月7日期間違約金720萬元，以上款項合計4260萬元。上述720萬元并非借款本金3540萬元從出借之日至調解書生效之日期間按照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算得出的利息。此外，按照呂某某向僑盛欣公司每筆出借款項的數額及時間計算，截止2013年8月12日（2013）鄂鄂州中民一初字第00017號民事調解書作出時，按照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計算，本息合計為48735727元，而執(zhí)行回款金額則為4932萬元，超出部分代理費應為175281.9元[（49320000元-48735727元）*0.3]，故呂某某應支付代理費2175281.9元。而且，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系全風險代理合同，包含了一審、二審訴訟階段、執(zhí)行階段，即使應支付代理費，因呂某某已于2014年8月20日通知解除合同，應按照相應工作進度支付代理費。對于呂某某出借的兩筆款項，按照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分別計算至2014年8月20日，本息合計為57020400元，但因實際執(zhí)行回款為4932萬元，故武漢奧東律所實際并未保護呂某某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的利息，此時并不具備支付代理費的條件，呂某某因此也不應向其支付代理費。（三）即使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有效，但因武漢奧東律所在判決生效后一年內，即2014年8月12日前并未執(zhí)行回款，呂某某按照上述合同第九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有權行使解除權，原審認定應從可申請執(zhí)行的時間開始計算解除權行使期間錯誤。綜上,原審判決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第六項規(guī)定的情形，申請再審。

武漢奧東律所提交意見稱，（一）《委托代理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沒有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禁止性規(guī)定，合法有效。與呂某某簽訂合同的是武漢奧東律所，不是王少鋒個人，呂某某所說的王少鋒是武漢奧東律所的實際控制人、隱名代理了相關案件等沒有事實依據。同時《委托代理合同》部分條款變更，其他合同條款仍然適用。（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嚴格執(zhí)行案件審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規(guī)定》第九條第八項規(guī)定：“下列期間不計入審理、執(zhí)行期限：……民事、行政、執(zhí)行案件由有關專業(yè)機構進行審計、評估、資產清理的期間”，執(zhí)行案件由專業(yè)機構進行評估鑒定的，評估鑒定期間，執(zhí)行期限應當扣除。按照上述規(guī)定，武漢奧東律所代理執(zhí)行時間沒有超過12個月，呂某某單方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三）呂某某違約單方解除合同，根據《委托代理合同》約定，應視為武漢奧東律所完成了全部代理義務，呂某某應向武漢奧東律所支付約定的全部代理費。綜上，呂某某申請再審的理由不能成立，應當依法予以駁回。

本院經審查認為，關于《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吨腥A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guī)定“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后，不得擔任原任職法院辦理案件的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但本案中，與呂某某簽訂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是武漢奧東律所而非王少鋒本人，且王少鋒根據該合同約定雖是受武漢奧東律所的指派作為風險訴訟代理人與另一名律師許秋麗共同處理呂某某委托的相關事務，但《委托代理合同》同時約定“上述律師因故不能完成代理事項時，在征得呂某某同意后，武漢奧東律所可以另行指派其他律師繼續(xù)承擔呂某某委托的事項”，根據呂某某在（2013）鄂鄂州中民一初字第00017號案件中出具的授權委托書顯示，其在上述案件中的委托訴訟代理人系許秋麗、龍某，并無王少鋒，王少鋒也未以呂某某委托訴訟代理人身份參加（2013）鄂鄂州中民一初字第00017號案件的訴訟活動。呂某某雖稱王少鋒以隱名方式幕后參與了該案，但未向原審法院提交證據證明，原審認定呂某某、武漢奧東律所對《委托代理合同》中確定的代理人進行了變更并不缺乏證據支持。在呂某某未提交證據證明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guī)定情形的情況下，其主張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無效缺乏法律依據。

關于《委托代理合同》是否已被解除。根據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條“判決生效后，執(zhí)行時間計12個月……如果武漢奧東律所不能按照上述約定時間內執(zhí)行終結此案，呂某某則有權解除合同，不承擔代理費用”的約定，該條約定的目的系督促武漢奧東律所勤勉履行代理執(zhí)行相關義務，在該條并未約定“執(zhí)行時間計12個月”的具體起算點的情況下，原審認定應從呂某某有權向法院申請強制執(zhí)行的時間，即2013年8月31日作為起算點符合該條約定目的。呂某某自愿與武漢奧東律所簽訂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在武漢奧東律所已按照合同約定履行了部分義務的情況下，呂某某在合同約定的解除情形尚未發(fā)生，且未與對方協(xié)商一致的情況下，擅自解除合同并拒絕支付相關費用，有違誠信。湖北省鄂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呂某某與僑盛欣公司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作出的（2013）鄂鄂州中民一初字第00017號民事調解書中所確認的僑盛欣公司下欠呂某某欠款數額4260萬元雖與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條約定“本金3540萬元及其銀行同期四倍貸款利息”并不一致，但因上述案件系以調解方式結案，根據案涉《委托代理協(xié)議》第八條“以下情形視為武漢奧東律所律師完成全部代理義務，呂某某應按照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的約定向武漢奧東律所支付代理費及其他辦案費用……（4）呂某某與對方當事人以各種方式達成和解、調解協(xié)議終結債權債務關系的”的約定，應視為武漢奧東律所已完成了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條約定的相關義務，呂某某稱武漢奧東律所實際并未保護其借款本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的利益缺乏事實依據，二審法院以4260萬元為基數認定武漢奧東律所為呂某某爭取到“3540萬元及其銀行同期四倍貸款利息之上的利益672萬元”并不違反合同約定。

綜上，呂某某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規(guī)定的應當再審情形。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二款規(guī)定，裁定如下：

駁回呂某某的再審申請。

書記員馬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