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高某，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漢族，原齊齊哈爾齊重工貿有限公司職工，住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qū)。委托代理人王磊，黑龍江鐵人律師事務所律師。委托代理人周亮，黑龍江盛合律師事務所律師。被告齊齊哈爾齊重工貿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qū)。法定代表人李玲，系該公司經理。委托代理人王偉，黑龍江四方律師事務所律師。委托代理人潘琪，黑龍江四方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高某訴稱，高某為被告齊重工貿公司職工，于80年代參加工作。1999年，齊重工貿公司在高某不知道補償內容的辭職申請上找人代簽了字。因此，該申請無效。另外，齊重工貿公司并未與高某簽訂解除勞動關系的合同，也未給予高某任何的經濟補償金，因此，也屬無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五十條的規(guī)定，用人單位應當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同時出具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證明，并在15日內為勞動者辦理檔案和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手續(xù)。而齊重工貿公司未按該規(guī)定履行，因此，解除勞動合同屬無效。另根據勞動法第八十九條的規(guī)定，用人單位違反規(guī)定未向勞動者出具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書面證明，給勞動者造成損失的，用人單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齊重工貿公司于2015年開始進行改制，其職工都享受到了因改制所給予的待遇，即給付了經濟賠償金，享受了失業(yè)保險待遇，而高某作為齊重工貿公司的職工未享受到任何的待遇。高某因此向富拉爾基區(qū)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該仲裁委員會以高某的申請已過仲裁時效為由不予受理。高某是在2016年才知道齊重工貿公司進行改制，未給高某改制的待遇，因此，申請未過仲裁時效。故訴至法院，要求確認高某與齊重工貿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在審理中，原告高某將訴訟請求、事實及理由變更為：高某自1981年10月開始與被告齊重工貿公司建立勞動關系，在齊重工貿公司處工作。后因齊重工貿公司要求對高某進行放假，因此，高某至今屬于待崗工作狀態(tài)。根據2016年4月27日下發(fā)的《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廠辦大集體改革指導辦法》，高某作為集體職工，應當享有包括支付經濟補償金、接續(xù)基本養(yǎng)老保險關系及醫(yī)療保險等補助，但高某并未得到相關補償金、補助及待遇。后經詢問得知，齊重工貿公司在1999年以虛構高某主動辭職的方式，私自與高某解除了勞動關系，并將此情況對高某一直予以隱瞞。齊重工貿公司的該行為違反了相關法律規(guī)定，應當認定為無效。高某符合《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廠辦大集體改革指導辦法》中的相關條件，齊重工貿公司應當支付相關經濟補償及補助。鑒于上述情況，高某將原有訴訟請求變更為：一、確認齊重工貿公司于1999年解除與高某勞動關系的行為無效；二、齊重工貿公司向高某支付經濟補償金人民幣33075.00元；三、支付補助人民幣30100.00元。）被告齊重工貿公司辯稱，原告高某是主動申請辭職，其所陳述的在解除勞動關系申請書上是找人代簽的字的理由與其在訴訟請求變更申請書上關于使用語言有誤的理由，相互矛盾，齊重工貿公司沒有找人代其簽字解除勞動關系，其已經獲取了經濟補償金，雙方早已解除了勞動關系，并且其主張已過仲裁時效，因此，不能再次依據大集體改制指導辦法的規(guī)定請求補償，法院應駁回其訴訟請求。經審理查明，原告高某于1981年10月到被告齊重工貿公司工作，職務為推銷員。于1997年應齊重工貿公司要求放假，處于待崗狀態(tài)。至1999年，高某稱其仍處于待崗狀態(tài)，并提供復印社打印人員證言證明訴狀內容是在復印社打印后未仔細閱讀所致。齊重工貿公司則稱高某已自愿申請辭職。在審理中，齊重工貿公司提供該廠于2000年11月5日作出的“關于高某等14名同志自愿申請辭職決定（一重金結人字【1999】2號）”證明高某是自愿申請辭職，齊重工貿公司已于2000年與其解除勞動關系。該決定的內容為“根據一重集勞發(fā)（1999）43號文件精神，我廠將參加社會養(yǎng)老保險，劉桂芬等14名同志決定不參加社會保險，自愿申請辭職到社會自謀出路，我單位決定一次性支付養(yǎng)老保險金，根據個人申請，經單位研究決定，同意14名同志辭職，自下發(fā)文件之后終止養(yǎng)老保險。1.劉桂芬，63.9.9出生，81.10參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歷年所交養(yǎng)老保險金375元，企業(yè)歷年繳納養(yǎng)老保險金結余平均700元，合計：1075元……3.高某，63.2.19出生，81.10參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所交養(yǎng)老保險金1262.40元，企業(yè)歷年繳納養(yǎng)老保險金700元……5.韓松，74.3.14出生，93.5.15參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歷年所交養(yǎng)老保險金626.60元，企業(yè)歷年繳納養(yǎng)老保險金結余平均700元，合計：1326.60元……8.彭霞，75.6.6出生，93.5.15參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所交養(yǎng)老保險金177元，企業(yè)歷年繳納養(yǎng)老保險金700元，合計：877.00元。9.張麗杰，64.3.14出生，84.3.24參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所交養(yǎng)老保險金195元，企業(yè)歷年繳納養(yǎng)老保險金700元，合計：895元。10.劉慧，75.1.5出生，93.5.15參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所交養(yǎng)老保險金599.20元，企業(yè)歷年繳納養(yǎng)老保險金700元，合計：1299.20元……以上14名同志自下文之日起，已不再是我單位集體職工，辭職后所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經濟活動由個人負責，與我單位無關?！备吣撤Q其從未收到過“關于高某等14名同志自愿申請辭職決定”，齊重工貿公司也從未向其通知過，其是在2016年4月末齊重工貿公司進行改制時才知道其被解除勞動合同了。齊重工貿公司稱其公司通知馬廣宏與其解除勞動合同的方式是向其本人送達了“關于馬廣宏同志自愿申請辭職的決定（一重金結人字【1999】2號）”。高某因此于2016年8月18日申訴至富拉爾基區(qū)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該仲裁委員會以高某的申請已過申請仲裁時效為由作出齊富勞人仲不字【2016】第8-3號不予受理案件通知書決定不予受理。在高某與張立杰（另案起訴）、韓松（另案起訴）、劉慧（另案起訴）、彭霞（另案起訴）、蔣翠麗（此6人均系齊重工貿公司職工）等6人共同作為申請人向富拉爾基區(qū)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交的同一份仲裁申請書中，所陳述的事實和理由為“申請人高某于八一年參加工作，工作至九九年被企業(yè)采取欺騙、蒙蔽和威逼、利誘等方式與我們簽訂了離職協議，解除勞動關系，當年未給付經濟補償金，未出據解除勞動合同證明書，我們認為與原單位存在勞動關系，應享受原單位職工國家改制政策，請仲裁委員會給予裁決?！绷聿?，被告齊重工貿公司與齊齊哈爾市齊重金屬結構制造廠、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qū)富重熱處理加工廠、第一重型機器廠齒輪加工廠等企業(yè)均是改制企業(yè)，均是屬于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集團企業(yè)總公司管理的單位。改制均適用《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廠辦大集體改革指導辦法》的規(guī)定。針對各企業(yè)的辭職人員的處理方式基本一致。以上事實，有原告高某提供的中國一重集體企業(yè)總公司信訪辦出具的證明、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集體企業(yè)總公司關于轉發(fā)《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關于印發(fā)〈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廠辦大集體改革指導辦法〉的通知》復印件、《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集體企業(yè)總公司關于廠辦大集體改革有關事項的通知》復印件、《企業(yè)基本注冊信息查詢單》復印件、仲裁申請書復印件、富拉爾基區(qū)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的不予受理通知書復印件、2017年3月9日證人李鳳艷的證言、2017年5月18日對李鳳艷的調查筆錄復印件，被告齊重工貿公司提供的人事檔案移交名冊、一重新新五交人字（2000）1號文件，當事人的陳述等證據在卷為證。
原告高某與被告齊齊哈爾齊重工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齊重工貿公司）勞動爭議糾紛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由審判員王誼蘭擔任審判長，審判員張永剛、李國合參加評議，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齊重工貿公司委托代理人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是原告高某的主張是否已過仲裁時效，高某與被告齊重工貿公司是否已解除勞動關系。雖然高某稱其從未收到過“關于高某等14名同志自愿申請辭職決定”，被告齊重工貿公司也從未向其通知過，但根據高某在其訴狀中所陳述的關于簽寫辭職申請的事實，可以證明曾有過為高某簽辭職申請之事，雖然高某在本案審理中將訴狀中所陳述的該事實予以變更，并稱訴狀內容是其在復印社打印后未仔細閱讀所致，但根據高某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交的仲裁申請書中，所陳述的關于其簽寫辭職申請的事實，也可以證明高某在1999年曾簽寫了離職協議，其對簽寫辭職申請之事是知道的。同時，可以看出高某在未到復印社打印訴狀之前，其在仲裁委員會提交的仲裁申請書的內容與訴狀中所體現的曾有過為高某簽辭職申請之事的內容，能夠相互印證，而且齊重工貿公司作出的“關于高某等14名同志自愿申請辭職的決定”不僅是針對高某一人所作出，對與高某一樣情況的其他職工也同樣作出過，與齊重工貿公司同樣作為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集團企業(yè)總公司管理單位的其他單位也對與高某一樣情況的其他職工同時作出過此種決定，該決定應是其企業(yè)的統一行為，也與高某辭在訴狀和仲裁申請書中陳述的內容能夠相印證，也無證據證明是企業(yè)采用欺騙、蒙蔽等方式而使高某等職工錯誤的作出了辭職的意思表示。因此，該決定具有真實性，本院予以確認。而打印訴狀的復印社人員的證言單一，也無其他有效證據相佐證，因此，不足以證明訴狀內容是在復印社打印后未仔細閱讀所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guī)定》第七十四條關于“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在起訴狀、答辯狀、陳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詞中承認的對己方不利的事實和認可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予以確認，但當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規(guī)定，雖然高某在本案審理中將訴狀中所陳述事實予以變更，但無足以推翻的相反證據，因此，本院對其在訴狀中及仲裁申請書中認可的關于簽寫辭職申請的事實予以確認，對其在審理中變更的事實不予認可。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條關于“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一年。仲裁時效期間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的規(guī)定，高某在1999年簽寫離職協議時，就已知道解除勞動關系之事，因此，其于2016年8月18日申訴至富拉爾基區(qū)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時已超過仲裁時效。其訴訟請求無法予以支持。而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三十一條關于“勞動者解除勞動合同，應當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的規(guī)定，勞動者只要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就可以解除合同。高某于1999年簽寫辭職申請，該辭職申請?zhí)峤黄鋯挝唤涍^三十日雙方勞動關系即已解除。因此，在雙方勞動關系已解除的情況下，即已不存在其主張的享受相關待遇問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三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條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高某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10.00元，由原告負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齊齊哈爾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　　王誼蘭
審判員　　張永剛
審判員　　李國合

書記員：陳顯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