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人（原審原告）：饒某1，男，生于1960年1月2日，漢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利川市。
委托訴訟代理人：曾慶濤，北京盈科（武漢）律師事務所律師。一般授權代理。
上訴人（原審被告）：饒某2，男，生于1952年7月3日，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利川市。
委托訴訟代理人：胡建軍，湖北宏濟律師事務所律師。一般授權代理。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饒某3，男，生于1942年5月28日，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利川市。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饒某4，男，生于1954年7月12日，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利川市。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饒某5，男，生于1958年11月6日，漢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恩施市。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饒某6，女，生于1947年2月11日，漢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恩施市。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饒某7，女，生于1950年7月2日，漢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利川市。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饒某8，女，生于1962年11月11日，漢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居民，住廣東省廣州市南沙區(qū)。

上訴人饒某1、饒某2因與被上訴人饒某6、饒某5、饒某4、饒某3、饒某8、饒某7繼承糾紛一案，不服利川市人民法院（2016）鄂2802民初3346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xiàn)已審理終結。
饒某1上訴請求：撤銷原判，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依法改判按照冉貞秀的遺囑繼承財產；請求訴訟費由被上訴人負擔。事實及理由：一、一審中被上訴人饒某2提供的饒楚章于1992年4月8日代書遺囑系偽造證據(jù)。該代書遺囑上的書寫日期是1992年4月8日，而這一天饒楚章本人在恩施住院，不在遺囑上注明的地點利川，并有眾多證人可證實饒楚章沒有訂立該代書遺囑，該遺囑不符合常理，與事實不符，簽名筆跡均為代書人的筆跡。向二審法院申請進行司法鑒定，以查明案件事實。二、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前后矛盾，應當按照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分配遺產。即使認定了饒楚章遺囑有效，也應當按照該遺囑分配完后，再按照冉貞秀生前的遺囑內容分配，而非一審法院認定的“無法進行具體區(qū)分，由其子女平均享有冉貞秀的財產份額”，一審法院違背遺囑意思，無異于按照法定繼承的方式判決本案。
饒某2上訴請求：撤銷原判，直接改判。事實及理由：一、原審判決認定事實嚴重錯誤，一審法院采信饒某1提交的冉貞秀代書遺囑不合法，該遺囑在內容上和形式上均不合法。一是冉貞秀訂立遺囑只能處分其自己的財產，不能處分其丈夫饒楚章的遺產，本案現(xiàn)無法查清冉貞秀繼承饒楚章遺產的情況，也無法查明冉貞秀遺囑中處分的財產中有多少屬于其丈夫。二是冉貞秀不能處分家庭共同財產，本案所涉房屋有相當一大部分是屬于饒某2的財產。另外，從視頻資料可看出該遺囑形式不合法，且一審法院對兩份遺囑的采信前后矛盾。二、原審對共有財產的分割明顯錯誤，計算不當。三、原審判決對涉案房屋的處理不公平，饒某2是對涉案房屋投入最多的人，原審將本應屬于饒某2的財產分割給了他人。
被上訴人饒某3、饒某4、饒邦德、饒某6、饒某7、饒某8未向本院提交書面答辯意見。
饒某1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依法繼承并分割位于原利川市××號房地產，價值約200000元；2、由被告承擔本案訴訟費。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饒楚章、冉貞秀系夫妻關系，二人共生育饒某3、饒某6、饒某7、饒某2、饒某4、饒某5、饒某1、饒某8子女八人。位于利川市××號的房屋(房屋所有權證號為利房都字第××號，土地使用證號為利土字第100801號)登記在饒楚章、冉貞秀二人名下。1992年4月8日，由曾某執(zhí)筆，劉某、黃某在場見證，饒楚章立遺囑一份。該遺囑明確涉案房屋由除饒某1、饒某3以外的其他六個子女對進行分割。1992年9月27日饒楚章死亡。1994年5月6日，冉貞秀對其居住的利川市××號房屋立遺囑進行處分并于同年5月26日在利川市公證處進行了公證(公證書編號為[94]利證字第173號)。2013年4月17日，冉貞秀再次通過利川市公證處公證，聲明自愿撤銷其1994年5月6日所立遺囑及[94]利證字第173號公證書。2013年11月19日，經汪琦、鐘登雙見證，羅德忠代冉貞秀書寫遺囑一份，對涉案房屋進行分配，本案原、被告均在遺囑中獲得相應分配。2015年1月3日冉貞秀死亡。在饒楚章死后冉貞秀生前期間，該房屋使用情況為：一樓門面（含衛(wèi)生間）、臨街面二樓和豬圈由冉貞秀使用，二進一樓第一間、二進二樓房屋由饒某4使用，二進一樓第二、三間、二進四樓、三樓臨街面房屋、衛(wèi)生間、廚房由饒某2使用，二進三樓房屋由饒某1使用，臨街面四樓房屋及臨街面五樓房屋由饒某5使用。冉貞秀死亡后，一樓門面（含衛(wèi)生間）及臨街二樓由饒某2管理使用。本案在審理過程中，被告饒某3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父母的遺產。
一審法院認為，繼承權男女平等，繼承開始后公民有權依照遺產繼承的順序進行繼承。有遺囑的按照遺囑辦理，沒有遺囑的依照法定繼承辦理。本案原、被告均系饒楚章、冉貞秀子女且無喪失繼承權的情形，享有繼承權，是同一順序的繼承人。饒楚章、冉貞秀在夫妻關系存續(xù)期間，擁有涉案房屋并登記在二人名下，該房屋在二人死亡后屬于遺產，應當發(fā)生繼承。饒楚章生前經由他人代書所形成的遺囑，符合代書遺囑的形式，為有效遺囑，但其處分時應當將夫妻共同財產的一半分給配偶冉貞秀，其對冉貞秀份額的處分不發(fā)生繼承效力；饒楚章遺囑明確沒有給處于第一順序繼承人地位的饒某1、饒某3、冉貞秀三人分配涉案房屋，因該遺囑分配所涉內容含有夫妻共同財產的份額，無法進行具體區(qū)分，應視為除饒某1、饒某3以外的其他六個子女平均享有饒楚章的遺產份額。冉貞秀生前雖立有公證遺囑，但后又通過公證聲明予以撤銷，原公證遺囑效力喪失。2013年11月19日，冉貞秀找人代書的遺囑符合代書遺囑的形式要件，在無其他證據(jù)證明該遺囑存在無效的情況下，應當確認該遺囑的效力；但該份遺囑同時處分了饒楚章原有的財產份額，在除去饒楚章份額后，無法具體進行區(qū)分各繼承人的財產份額，視為八個子女平均享有冉貞秀的財產份額。訴訟中，饒某3明確放棄繼承，對饒某3放棄的份額應由其他繼承人平均享有。經合議庭評議，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二條、第五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規(guī)定，遂判決：一、位于利川市××號的房屋（房屋所有權證號：利房都字第3899號，土地使用證號：利土字第100801號）由原告饒某1享有1/14的份額，由被告饒某2、饒某6、饒某7、饒某4、饒某5、饒某8各自享有13/84的份額。案件受理費2150元，由原告饒某1負擔170元、被告饒某2饒某6、饒某7、饒某4、饒某5、饒某8各自負擔330元。
二審期間，上訴人饒某1申請證人牟某、冉某出庭作證，以證明被繼承人饒楚章1992年4月8日在恩施州中心醫(yī)院住院治療，不可能在原利川縣城東門解放路19號二樓立下代書遺囑。因證人待證內容涉及本案基本事實，本院允許證人出庭作證，證人出庭后，各自對其于1992年4月8日到恩施州中心醫(yī)院看望病人饒楚章的過程進行了陳述，但因二位證人在陳述為何對1992年4月8日產生深刻印象時所述內容相矛盾，難以判斷其真實性，因此，對證人陳述的事實，本院不予采信。
一審查明的事實屬實，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有三：其一，被繼承人饒楚章、冉貞秀所屬遺產的范圍；其二，遺囑人饒楚章、冉貞秀所立遺囑的效力認定；其三，被繼承人饒楚章、冉貞秀所屬遺產應當如何分配。
關于焦點一，本院認為，我國繼承法規(guī)定，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本案所涉遺產為不動產，根據(jù)我國物權法規(guī)定，不動產權屬證書是權利人享有該不動產物權的證明，不動產登記簿是物權歸屬和內容的根據(jù)。被繼承人饒楚章、冉貞秀生前居住使用的房屋，即位于利川市××號的房屋的所有權證（利房都字第3899號）、土地使用證（利土字第100801號）登記的權利人均為饒楚章、冉貞秀二人，在無相反證據(jù)足以證明登記錯誤的情況下，應當認定饒楚章、冉貞秀為該房屋的實際所有人。上訴人饒某2認為，該房屋屬其與父母饒楚章、冉貞秀三人共有，但在本案審理期間，饒某2所舉證據(jù)不足以證實該主張的成立。理由如下：其一，從不動產物權的法定證明憑證看，涉案房屋的所有權證及土地使用證均未將饒某2登記為共有人；其二，被繼承人饒楚章、冉貞秀生前留下多份遺囑，其中一份代書遺囑、一份公證遺囑由饒某2向法庭提交，雖然部分遺囑因與時間在后的遺囑在內容上相抵觸而喪失遺囑效力，但其符合證據(jù)三性的要求，并不喪失證據(jù)效力。從這些遺囑可以看出，被繼承人饒楚章、冉貞秀均一致認為涉案房屋為其夫妻共有，并未提及饒楚安系涉案房屋的共有人。而在本案中，饒楚章、冉貞秀的子女八人中除饒某2一人主張自己是涉案房屋的共有人外，其余七名子女均不承認饒某2為涉案房屋的共有人。從被繼承人饒楚章、冉貞秀生前擁有的財產情況及個人修養(yǎng)看，饒楚章、冉貞秀生前擁有自給自足的經濟來源，并無證據(jù)反映該二人個人修養(yǎng)差，如饒某2所言屬實，間接證明其父母將其個人財產據(jù)為己有，并將其作為夫妻共同財產通過遺囑進行處理，這與常理不符。其三，饒某2持有其父饒楚章一份代書遺囑、其母冉貞秀一份公證遺囑，明知該二份遺囑均未將涉案房屋明確為三人共有，應當預見到其父母亡故后可能會存在糾紛，但在長達二十余年時間里，饒某2并未與其父母協(xié)商變更登記或者訴請人民法院確權后變更登記，這更與常理不符。綜上，饒某2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涉案房屋應認定為被繼承人饒楚章、冉貞前生前夫妻共有，屬于饒楚章、冉貞秀的遺產范圍。
關于焦點二，本院認為，饒楚章、冉貞秀生前留下的多份遺囑均是以個人名義所立，而遺囑處分的財產即涉案房屋為其夫妻二人共同共有，對于共同共有財產的處分行為，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須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否則無效?！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8條規(guī)定，“遺囑人以遺囑處分了屬于國家、集體或他人所有的財產，遺囑的這部分，應認定無效?！别埑?、冉貞秀共同共有涉案房屋，如無明確約定，應推定二人平均享有。根據(jù)前述規(guī)定，饒楚章、冉貞所立遺囑中處分夫妻另一方的部分應認定無效。關于上訴人饒某1對其父饒楚章于1992年4月8日所立代書遺囑（以下簡稱92年遺囑）真實性的異議，經審查，該份遺囑的內容與冉貞秀1994年5月26日所立公證遺囑（以下簡稱94年公證遺囑）在內容上基本一致，雖然冉貞秀的該份公證遺囑已被其撤銷，但其證據(jù)效力并未喪失，92年遺囑在前言部分表述的“我與老伴曾多次商量后思想達成一致，并把子女分配房屋一事交付她去辦理，但她一直沒去辦理分配一事”的遺囑原由，與94年公證遺囑表述的“為防止今后子女們?yōu)槔^承發(fā)生糾紛，根據(jù)老伴饒楚章的遺愿”的遺囑原由能夠相互印證。此外，92年遺囑的代書人、見證人曾某、劉某、黃某均出庭作證，證實遺囑內容系遺囑人饒楚章的真實意思表示。從遺囑內容看，該兩份遺囑對為何不讓其子饒幫國、饒某1參與分配遺產均作了說明，饒幫國已分配了一定財產，饒某1已獲得部分現(xiàn)金，并非饒某1上訴所稱無端剝奪其繼承權。92年遺囑在形式要件上符合我國繼承法的規(guī)定，但因饒楚章處分了其妻冉貞秀所有的財產，依前述規(guī)定，處分其妻冉貞秀的財產部分應認定為無效，其對個人財產的處分，應認定為有效。二審期間，饒某1申請對92年遺囑中饒楚章的簽名的真實性進行鑒定，因該遺囑中遺囑人饒楚章留有指印，饒某1未申請對指印的真實性進行鑒定，僅申請簽名鑒定對證明待證事實無實際意義，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一百二十一條規(guī)定，本院依法不予準許。據(jù)此，饒某1對92年遺囑真實性的異議，證據(jù)不足，本院不予采納。被繼承人冉貞秀于2013年所立代書遺囑（以下簡稱13年遺囑）在形式要件上符合我國繼承法的相關規(guī)定，且為遺囑人冉貞秀最后所立遺囑，具有遺囑效力，但該遺囑處分饒楚章所留遺產部分應認定為無效，其處分個人財產部分應認定為有效。
關于焦點三，本院認為，遺囑的法律意義在于能夠按遺囑人的真實意思依法處分其財產，并具有可操作性。饒楚章所立92年遺囑與冉貞秀所立13年遺囑在處分財產的范圍上均超出了其個人財產范圍，在分配方案上，該兩份遺囑均采取實物分割。然而，涉案房屋為遺囑人夫妻共同共有，共有份額及于該房屋的每一部分，不可能從物理上劃分出該房屋哪一部分歸夫妻二人各自所有，因此，實物分割方案的有效性和可執(zhí)行性均難以滿足。所以，盡管遺囑人處分其個人財產部分為有效遺囑，但在該部分財產的分配上卻難以體現(xiàn)遺囑人的真實意思，也即繼承人各自所占的份額難以按照遺囑人的真實意思精確折算。此種情況下，為盡可能體現(xiàn)遺囑人的真實意思，一審法院在分配遺囑人個人所占財產份額時，確定在其指定的繼承人中平均分配，并無不當。
綜上，上訴人饒某1、饒某2的上訴請求均不能成立，應予駁回；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七十五條的規(guī)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4300元，由上訴人饒某1、上訴人饒某2各負擔2150元。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汪清淮 審判員　　王穎異 審判員　　胡　明

書記員：李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