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人（原審原告）：鄒某，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漢族，住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qū)。
委托訴訟代理人：姜啟偉，湖北誠業(yè)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宜昌金某商業(yè)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東山大道109-000331號。
法定代表人：孫靜，該公司總經(jīng)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徐海峰，湖北三峽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鄒某因與被上訴人宜昌金某商業(yè)管理有限公司(簡稱金某公司)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宜昌市西陵區(qū)人民法院（2016）鄂0502民初132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7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xiàn)已審理終結。
鄒某上訴請求：撤銷宜昌市西陵區(qū)人民法院（2016）鄂0502民初1327號民事判決，發(fā)回重審或改判支持鄒某的訴訟請求。事實與理由：1、一審判決遺漏、歪曲鄒某的質(zhì)證意見。鄒某在一審庭審中表示未收到《合同解除通知書》，還對其真實性提出異議并口頭申請鑒定，一審法官表示可以庭后提交鑒定申請。2、一審法院不允許鄒某對證人證言發(fā)表質(zhì)證意見，程序違法。一審時金某公司申請所謂證人嚴某作證稱：2015年10月底11月初，其在辦公室通知鄒某合同解除但鄒某拒絕在合同解除通知書上簽字。但鄒某在提問時得知，該所謂證人實際是金某公司的股東且系主要負責人之一，其證言的證明力明顯不足，并且其證言內(nèi)容有多處疑點無合理解釋。鄒某準備對該證人證言發(fā)表質(zhì)證意見時承辦法官不予準許，鄒某只得在庭后提交的書面代理詞中補充了對該證人證言的質(zhì)證意見，但一審判決書中卻也未有任何提及。3、一審判決認定《經(jīng)營管理合作協(xié)議書》于2015年11月1日解除，缺乏事實根據(jù)。判決書第3-4頁所載“對證據(jù)與事實的分析與認定：……雖然證人嚴某系公司股東（當時是總務現(xiàn)場管理），但其陳述合同解除的時間與其他證據(jù)、包括鄒某的書面承諾能夠相互印證。原告方雖然稱沒有收到被告解除合同的通知，但是在庭審中稱直到2016年6月初，原告以個人身份在招商部工作，因此，原被告的行為證明了2015年8月16日的合同已解除的事實”，這一分析與認定毫無事實根據(jù)。首先，“證人陳述解除合同的時間”與“其他證據(jù)”“鄒某的書面承諾”并不存在相互印證關系。證人嚴某與金某公司是利益共同體，其證言本身缺乏可信度。所謂“鄒某的書面承諾”指鄒某承諾注冊公司并將合同變更為公司主體。前述判決書內(nèi)容試圖以“原告2015年10月12日出具收條時明確10月底為最后期限”來印證證人陳述解除合同時間（即2015年11月1日）的真實性及合理性，但鄒某出具的該份收條并未涉及公司注冊及合同主體變更的內(nèi)容，而且鄒某在該收條出具前的同年9月23日，已經(jīng)在工商部門注冊了武漢卓越縱橫商業(yè)管理有限公司，該公司也就是鄒某在該收條中落款的公司。從時間先后順序分析，用所謂“鄒某的書面承諾”印證證人陳述解除合同的時間，邏輯上不成立。前述判決內(nèi)容再次提及“直到2016年6月初，原告以個人身份在招商部工作”并以此證明合同已解除，但鄒某從未陳述相關內(nèi)容，前述分析與認定純屬主觀臆斷，卻與金某公司一審辯解意見一致，明顯偏袒金某公司。4、一審法院不允許鄒某對金某公司提交的《合同解除通知書》進行司法鑒定，侵害了鄒某的訴訟權利，程序違法，影響本案關鍵事實的認定。
金某公司辯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鄒某的上訴請求應當駁回。鄒某未完成招商業(yè)績，未按照合同約定注冊公司變更招商主體，履行相應的合同約定，無能力履行經(jīng)營管理合作協(xié)議書。鄒某關于解除合同通知書的鑒定申請一是超過申請時限，二是申請鑒定結果對本案事實無任何意義，沒有必要鑒定，鄒某的申請鑒定是無理纏訴。
鄒某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判令解除與金某公司簽訂的《經(jīng)營管理合作協(xié)議書》，金某公司立即向鄒某支付服務費200000元，并自2016年2月18日起至款項付清之日止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1.5倍向鄒某賠償損失，金某公司承擔訴訟費、保全費。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2015年8月16日，被告金某公司（甲方）與原告鄒某（乙方）簽訂《經(jīng)營管理合作協(xié)議書》，金某公司委托鄒某負責宜昌卓悅廣場招商及運營。該協(xié)議第一條約定，2015年8月18日至2016年2月17日為招商運營服務期，2016年2月18日至2018年8月17日為運營管理維護期；如乙方招商服務期內(nèi)沒有按要求完成招商目標，或者雙方理念分歧，無法繼續(xù)履行，雙方均有權終止后期運營管理項目。該條第4項約定，2015年9月5日至10月31日完成市場調(diào)研、商戶信息收集及甄選、跟蹤洽談（附件一）。該條第5項約定，招商運營服務期乙方派5至6名核心管理人員（商管總負責人、運營中心負責人、招商經(jīng)理、企劃推廣負責人、綜合管理、運營經(jīng)理各1人）負責項目宣傳、旺場及現(xiàn)場的運營管理，其個人履歷須報甲方備案。服務費每月包干10萬元（首月合同簽訂后3日內(nèi)支付，后期每月暫行支付6萬元，剩余部分完成招商任務后根據(jù)實際招商比例支付，否則甲方有權拒付，并單方解除合同）。該協(xié)議第二條第5項約定，乙方所有招商方案必須報甲方審批備案。該協(xié)議第七條約定，乙方必須于2015年9月18日前將本合同變更至乙方所注冊的正規(guī)公司。該協(xié)議第四條第6項約定，如在一定時間內(nèi)，乙方的工作進度仍未達到要求，甲方有權單方解除合同，該合同中所有乙方對甲方的約束力無效。該協(xié)議還約定經(jīng)營管理維護期甲方按月向乙方委派管理人員發(fā)工資，另按所招商鋪租金十二分之一付傭金，每年度按其純利10%提成。
2015年8月24日，金某公司向鄒某支付服務費10萬元。同年9月23日，金某公司向鄒某支付服務費6萬元；鄒某在收條中承諾待完成公司注冊一次性開具發(fā)票，并注明“收款人武漢卓越縱橫商業(yè)管理鄒某”。金某公司于2015年10月12日向鄒某支付服務費3萬元，鄒某出具收條注明“本月一并開具統(tǒng)一服務費發(fā)票”。因鄒某未按約定完成公司注冊，并將該合同變更為公司主體，金某公司依據(jù)合同于2015年11月1日單方宣布解除合同。該合同解除后，金某公司改為聘請鄒某個人參與該公司招商部管理，截止2016年6月共向鄒某支付款項61100元。鄒某在訂立合同后，招商一個健身房、一個電子產(chǎn)品、一個蘆薈店面。
原審法院認為，鄒某與金某公司簽訂的《經(jīng)營管理合作協(xié)議書》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定，對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該合同訂立后，截止2015年10月底，金某公司按照約定向鄒某支付了服務費19萬元。金某公司辯稱鄒某沒有按約定在2015年9月18日之前將本合同變更至乙方所注冊的公司；其也未按約定配備5至6名核心管理人員、將其管理人員個人履歷報甲方備案；鄒某舉證其所做的《市場調(diào)研結果》《鋪位落位計劃》等材料也并無金某公司方簽字，因此不能證明鄒某按照合同約定履行了義務、完成了工作。直到2015年10月12日，鄒某向金某公司承諾的將本合同變更至乙方所注冊的正規(guī)公司“本月一并開具統(tǒng)一服務費發(fā)票”的最后期限屆滿，金某公司于2015年11月1日行使合同解除權，通知鄒某解除該合同。金某公司上述辯稱理由成立。由于鄒某并未舉證證明其按照合同約定履行了上述義務，故對于鄒某、金某公司2015年8月16日訂立的合同于2015年11月1日已經(jīng)解除的事實予以確認。至于鄒某對金某公司提交法庭的書面解除合同通知書當庭否認，開庭后又申請對該解除合同通知書進行鑒定，金某公司辯稱，鄒某在開庭時當庭并沒有申請鑒定，超過了申請時限，法院不應準許。因鄒某當庭陳述其從訂立合同后直至2016年6月初一直以個人身份在金某公司招商部工作并領取款項，雙方的行為已證明該合同于2015年11月1日解除的事實，而不是以該解除合同通知書為證據(jù)認定該合同已經(jīng)解除。因此，金某公司所申請的鑒定并不影響本案事實認定，對鄒某要求鑒定的申請不予準許。因2015年8月16日雙方簽訂的《經(jīng)營管理合作協(xié)議書》已經(jīng)解除，鄒某要求判令解除該《經(jīng)營管理合作協(xié)議書》，以及鄒某依據(jù)該《經(jīng)營管理合作協(xié)議書》所提出的，金某公司立即向鄒某支付服務費200000元，并自2016年2月18日起至款項付清之日止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1.5倍向鄒某賠償損失等訴訟請求均于法無據(jù)、理由不成立，對鄒某的上述訴訟請求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第四十五條、第九十三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之規(guī)定，判決：駁回原告鄒某的訴訟請求。本案受理費4380元（原告已預交），減半收取2190元，財產(chǎn)保全費1520元，合計3710元，由原告鄒某負擔。
二審中，鄒某提交“卓越縱橫商業(yè)管理有限公司”營業(yè)執(zhí)照復印件一份，用以證明鄒某已經(jīng)于2015年9月23日建立了公司；金某公司質(zhì)證認為此份證據(jù)與本案無關，雙方簽訂的經(jīng)營管理合作合同要求將鄒某所注冊的公司變更為合同主體，而不是僅僅注冊公司，金某公司最后一次收到鄒某的收據(jù)依然是以其個人名義開具的白條。關于案涉解除合同通知書，鄒某是否在一審庭審中提出鑒定的事實；鄒某稱“我方對真實性持有異議，保留進行鑒定的權利”，因一審法院主審法官口頭表示“可以庭后提交書面申請”，但是沒有記錄入筆錄，后來一審主審法官休假，鄒某延遲一個星期才提交鑒定申請；金某公司表示因為一審主審法官和金某公司均認為此份證據(jù)不影響事實和案件審理，申請鑒定沒有意義，一審判決書第四頁上半部分表述得很清楚，所有事實的認定是根據(jù)各項證據(jù)串聯(lián)做出的高度蓋然性認定，鄒某的因“法官休假”遲延提交鑒定申請的說法不成立。關于案涉解除合同通知書何時送達鄒某的事實，金某公司稱當時給鄒某看過并一起溝通協(xié)商，但沒有書面的送達證據(jù)。二審庭審中，鄒某承認在招商過程中業(yè)績不足以達到要求，但是金某公司也應該按照合同約定給足約定的40萬的最低費用。關于一審庭審中，金某公司申請出庭作證的證人嚴某的證言是否應當采信和鄒某準備對該證人證言發(fā)表質(zhì)證意見時一審主審法官不予準許的事實；經(jīng)查，一審庭審中，證人嚴某接受了主審法官詢問和鄒某的委托訴訟代理人的多輪詢問，嚴某證實鄒某沒有達到招商目標，亦證實“后面如果有招商還是可以按合同履行”。嚴某的證言對鄒某和金某公司均有有利和不利的內(nèi)容，原審法院結合其它證據(jù)，對嚴某的證言予以綜合認定并無不當。因此，原審查明的基本事實屬實，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鄒某與金某公司簽訂的經(jīng)營管理合作協(xié)議依法成立，對雙方具有約束力。協(xié)議履行過程中，鄒某達不到協(xié)議約定的招商經(jīng)營目標，未按協(xié)議約定搭建招商團隊，未將合同的主體變更為注冊公司，金某公司有權單方解除合同。根據(jù)雙方舉證可知，雙方已以行為解除了合同。原判認定合同解除時間為2015年11月1日，符合本案客觀事實。鄒某要求金某公司向其支付服務費200000元并自2016年2月18日起至款項付清之日止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1.5倍賠償損失，沒有證據(jù)根據(jù)和法律依據(jù)。
綜上所述，鄒某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guī)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4380元，由上訴人鄒某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劉乾華 審判員　　黃孝平 審判員　　羅　娟

書記員：張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