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某某人民檢察院

刑事抗訴書

丹檢公訴訴刑抗〔2020〕1號

丹某某人民法院以（2020）陜1022刑初字30號判決書對被告人劉某甲、劉某乙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尋釁滋事等罪一案作出判決。本院依法審查后認為，該判決適用法律錯誤，遺漏罪行，認定罪名不正確，導致對被告人劉某甲、劉某乙適用刑罰明顯不當。無故不采納本院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袁某甲、王某甲提出的財產(chǎn)刑部分的量刑建議，系適用法律錯誤。同時，被告人方某甲、劉某丙、袁某甲、王某乙、劉某丁、王某甲、劉某戊、劉某巳、薛某甲、周某甲提出上訴，推翻與本院簽訂的認罪認罰具結書和向法院作出的認罪認罰承諾，對其從寬處罰已無事實基礎和法律依據(jù)。具體抗訴理由如下：

一、判決適用法律錯誤，遺漏罪行，認定罪名不正確，導致對被告人劉某甲、劉某乙適用刑罰明顯不當。

判決認為，被告人劉某甲對強迫交易罪第6起犯罪事實、尋釁滋事罪第2、4、5、6、7起犯罪事實、妨害公務罪第2起犯罪事實、敲詐勒索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犯罪事實不承擔刑事責任。被告人劉某乙對尋釁滋事罪第2、3、4、6起犯罪事實、妨害公務罪、敲詐勒索罪第2、3、4、5起犯罪事實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犯罪事實不承擔刑事責任明顯錯誤。

（一）從法律規(guī)定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規(guī)定：“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200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guī)定：“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應當按照其所組織、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2009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再次明確：“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應當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和本紀要中關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的規(guī)定，按照該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據(jù)此，既然判決書認定上述強迫交易、尋釁滋事、敲詐勒索、妨害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犯罪事實屬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犯罪活動”，那么被告人劉某甲、劉某乙作為該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就應當對這些犯罪承擔刑事責任。

（二）從共犯原理上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犯罪集團的高級形態(tài)，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對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符合基本的共犯原理。在本案中，對于被告人劉某甲、劉某乙、劉某丙、王某甲、劉某丁、劉某戊等組織成員按照組織慣例實施的強迫交易、尋釁滋事、敲詐勒索、妨害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犯罪，對于確立組織強勢地位，擴大組織的勢力、實力和影響力起到了一定作用，已被判決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犯罪活動”。也正是因為這些犯罪屬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犯罪活動”，劉某丙、王某甲、劉某丁、劉某戊等人才能夠被認定為積極參加者，該組織才具有了比較明確的層級。這些犯罪劉某甲、劉某乙雖未實際參與，但二人作為該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對組織成員按照組織慣例實施的犯罪具有概括的犯罪故意，理應承擔責任，否則與“一人實行，全部責任”的基本共犯原理不符，也會產(chǎn)生“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的犯罪活動”積極參加者承擔了責任，組織者、領導者卻不承擔責任的邏輯矛盾。

（三）從司法實踐上看，2010年4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審理故意殺人、傷害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2010年4月14日《人民法院報》刊發(fā)）明確指出，要區(qū)別對待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不同成員，對于組織者、領導者應依法從嚴懲處，其承擔責任的犯罪不限于自己組織、策劃、指揮和實施的犯罪，而應當對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責任，實踐中，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只是以其直接實施的犯罪起訴、審判，實際上是輕縱了他們的罪行，要在區(qū)分組織犯罪和組織成員犯罪的基礎上，合理劃定組織者、領導者的責任范圍，做到不枉不縱。另外，《刑事審判參考》第626號案例——張寶義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和第1158號案例——劉漢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裁判理由均明確表示，組織者、領導者不僅應當對其直接組織、策劃、指揮、參與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承擔責任，而且應當對該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

所以，被告人劉某甲、劉某乙作為組織者、領導者，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發(fā)起者和創(chuàng)建者，在組織中處于領導地位，對整個組織的運行起著決策、指揮、管理作用，應當對該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刑事責任。

二、判決無故不采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袁某甲、王某甲財產(chǎn)刑部分的量刑建議，系適用法律錯誤。

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被告人袁某甲、王某甲在審查起訴階段認罪認罰，與本院簽訂了認罪認罰具結書，本院依法提出了從寬處罰的量刑建議。本院的量刑建議并無明顯不當，亦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規(guī)定的“一般應當采納”的五種例外情形，判決無故未采納財產(chǎn)刑部分的量刑建議，系適用法律錯誤。

三、被告人方某甲、劉某丙、袁某甲、王某乙、劉某丁、王某甲、劉某戊、劉某巳、薛某甲、周某甲提出上訴，推翻之前與我院簽署的認罪認罰具結書和向法院作出的認罪認罰承諾，對其從寬處罰已無事實基礎和法律依據(jù)。

被告人方某甲、劉某丙、袁某甲、王某甲、劉某丁、劉某巳、周某甲在審查起訴階段認罪認罰，本院與其簽訂了認罪認罰具結書，并對其提出了從寬處罰的量刑建議。被告人王某乙、劉某戊、薛某甲在審判階段認罪認罰，丹某某人民法院對其從寬處罰。但是，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方某甲、劉某丙、袁某甲、王某乙、劉某丁、王某甲、劉某戊、劉某巳、薛某甲、周某甲無正當理由以不構成犯罪或者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推翻自愿簽署的認罪認罰具結書和認罪認罰承諾，妄圖利用“上訴不加刑”獲得再次從輕處罰，對其從寬處罰的基礎和依據(jù)已經(jīng)喪失，對其已不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當回歸標準化量刑。

綜上所述，丹某某人民法院（2020）陜1022刑初30號判決書適用法律錯誤，遺漏罪行，認定罪名不正確，導致對被告人劉某甲、劉某乙適用刑罰明顯不當。無故不采納本院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袁某甲、王某甲提出的財產(chǎn)刑部分的量刑建議，系適用法律錯誤。同時，被告人方某甲、劉某丙、袁某甲、王某乙、劉某丁、王某甲、劉某戊、劉某巳、薛某甲、周某甲提出上訴，推翻與本院簽訂的認罪認罰具結書和向法院作出的認罪認罰承諾，對其從寬處罰已無事實基礎和法律依據(jù)。為維護司法公正，準確懲治犯罪，保護國家財產(chǎn)，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的規(guī)定，特提出抗訴，請依法判處。

????此致

商洛市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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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某某人民檢察院

2020年8月3日

附件：1.被告人劉某甲、劉某乙現(xiàn)羈押于商南縣看守所；

??????2.被告人劉某丙、劉某丁現(xiàn)羈押于丹某某看守所；

??????3.被告人方某甲、王某乙、王某甲、劉某戊、薛某甲、周某甲現(xiàn)羈押于洛南縣看守所；

??????4.被告人劉某巳現(xiàn)羈押于山陽縣看守所；

??????5.被告人袁某甲現(xiàn)取保候審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