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人（原審被告）：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華鎣市渠水路28號。
法定代表人：匡建華，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何琦。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侯某某。
委托代理人：李冬，河北震河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唐某。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唐山市東成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區(qū)新西道30-9號（一層）。
法定代表人：趙麗麗，該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趙左權。
委托代理人：趙海棠。

上訴人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星星公司）因與被上訴人侯某某、唐某、唐山市東成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成公司）民間借貸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張商初字第8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星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琦，被上訴人侯某某的委托代理人李冬，被上訴人唐某，被上訴人東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趙左權、趙海棠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2011年3月，由東成公司發(fā)包，星星公司承包的古冶金街1、2、3、4、6號樓建設工程施工項目，由唐某施工隊具體施工。星星公司向唐某出具了法人授權委托書，內容為“本人匡建華系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現委托唐某同志（身份證號××）為我司項目負責人，授權代理古冶金街1、2、3、4、6號樓工程一切事宜?！?，落款日期為2011年3月28日。2011年5月，唐某在唐山市柿子鎮(zhèn)偽造星星公司印章一枚，于2011年9月28日以星星公司的名義，用偽造的“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印章，向侯某某出具了“借條”一份，侯某某借款人民幣300萬元，借款期限為60天。并約定，自借款之日起，借款人自愿按月給付侯某某經濟補償金6萬元。2011年11月26日償還借款。如借款單位（人）未按約定支付經濟補償金或未按期償還借款，貸款人有權終止合同，收回本金及經濟補償金。同時，借款單位（人）承擔借款總額40%的違約金，另加收日1%的滯納金。如雙方發(fā)生糾紛，由侯某某現居住地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裁決。在借條的借款單位欄加蓋了“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印章，東成公司在擔保單位欄加蓋了“唐山市東成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印章，擔保人唐某簽字并摁了手印。合同簽訂的當日，侯某某依約委托王愛民，通過工商銀行向唐某提供的帳戶上轉款240萬元，另60萬元在唐某出具“收條”時，以現金給付了唐某。唐某向侯某某出具了“收條”一張：“今收到侯某某人民幣叁佰萬元整（300萬元），其中貳佰肆拾萬元，匯入唐某工行卡號為62×××48中，另外收現金陸拾萬元整?！敝两?，唐某及星星公司未歸還侯某某本金，亦未支付經濟補償金。故侯某某于2011年12月26日向張家口市橋東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作為擔保單位的東成公司在庭審中陳述“在簽訂借款合同的當時不知道唐某在借條上加蓋的星星公司的公章是假冒的，我公司的公章是真實的”（筆錄第9頁）。訴訟中，侯某某向原審法院提供的星星公司向唐某出具的“法人授權委托書”和唐某向侯某某出具的“說明”：“我公司委托唐某辦理與侯某某借款事宜”，用以證明唐某向侯某某借款是受星星公司委托。星星公司對此明確予以否認，要求對公司印章進行鑒定。對于星星公司的鑒定申請，因2012年12月27日，四川省華鎣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華鎣刑初字第3號刑事判決書，已判決唐某犯偽造公司印章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故對其鑒定申請原審法院當庭予以駁回。
唐某在2012年9月2日，被四川省華鎣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偵察員鄧建明訊問時：“問：你用偽造的印章還干了些啥？答：2011年9月28日，我用偽造的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印章在侯某某處借款300萬元用于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承建的古冶金街10號樓工程。當時由于我承包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承建的古冶金街10號樓工程急需資金，業(yè)主不撥付工程款，我掛靠的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也不借資金給我，所以，我只好向侯某某借高利息資金。我借侯某某的300萬元資金是用于購買鋼材用于天潤建筑安裝公司的10號樓房。問：你看看2011年9月28日的借條說明了什么？答：這張借條是我加蓋偽造的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印章，如果不加蓋偽造的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印章，侯某某就不會借款給我，我也無法繼續(xù)建設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的古冶金街10號樓工程；但使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受到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2011年9月15日，東成公司作為發(fā)包人與承包人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簽訂了《河北省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稱：古冶金街工程施工（C標段）。2011年6月30日，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與唐某施工隊簽訂了《施工協(xié)議》，協(xié)議約定：1、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將所承包的古冶金街項目商業(yè)樓7、8、10號樓的施工，交給唐某施工隊施工，其對外作為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的施工隊伍，但唐某施工隊在施工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2、唐某施工隊使用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的資質和營業(yè)執(zhí)照，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提取結算總額（7、8、10號樓）的4%作為管理費，其余所發(fā)生的各項費用、稅金等全部由唐某施工隊負擔，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不負擔任何費用。
借款到期后，星星公司、唐某及東成公司均未按約定償還借款本金及補償金。侯某某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星星公司、唐某及東成公司：1、償還借款本金300萬元，支付2011年9月28日至2013年9月28日的補償金144萬元（6萬元×24個月），2013年9月28日以后的補償金支付至本金還清之日止；2、按約定支付借款總額40%的違約金120萬元（300萬元×40%）；3、案件受理費由星星公司、唐某及東成公司承擔。
原審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一、侯某某所訴借款應由誰來償付；二、借款合同中同時出現違約金、補償金和滯納金能否同時并用。關于侯某某所訴借款應由誰來償付的問題，實質上是唐某的借款行為是否構成表見代理?！吨腥A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規(guī)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以后以被代理人名義簽訂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本案中，第一、唐某向侯某某出具的“借條”上加蓋的是“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印章；第二、東成公司作為開發(fā)商，將古冶金街1、2、3、4、6號樓工程發(fā)包給星星公司，對唐某是經星星公司授權的該項目的負責人，有權代表星星公司是明知的，其以擔保人的身份為唐某以星星公司的名義向侯某某借款的行為提供擔保，足以使侯某某有理由相信唐某能夠代表星星公司；第三、唐某在向侯某某借款時，向侯某某出具了星星公司法人匡建華向唐某出具的法人授權委托書“現委托唐某同志為我司項目負責人，代理古冶金街1、2、3、4、6號樓工程一切事宜”，出具的日期為2011年3月28日，并加蓋了公司印章。唐某偽造星星公司印章的時間是2011年5月，由此可以推斷，星星公司向唐某出具的“授權委托書”上的印章是真實的。該授權委托書使侯某某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唐某享有星星公司的一切授權，在向其出借資金時，侯某某在主觀上是善意無過失的；第四、2011年6月30日，唐某又與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簽訂協(xié)議，承包古冶金街7、8、10號樓的施工項目，對外使用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的資質和營業(yè)執(zhí)照。此時，唐某既是星星公司的項目負責人，同時又能代表唐山天潤建筑安裝工程公司，其身份不具有唯一性。且兩個項目在施工中均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業(yè)主不撥付工程款，掛靠的公司也不借給資金，唐某只能向侯某某等人融資以完成工程項目。其所借資金未匯入星星公司的帳戶，而是讓出借人匯入了自己在工行的卡中，雖然其在接受華鎣市公安局偵察員訊問時自述“我借侯某某的300萬元資金是用于購買鋼材，用于天潤建筑安裝公司的10號樓房”，唐某向侯某某所借資金最終用在了幾號樓的建設上，因其身份的不唯一性，對所借資金如何分配，出借人侯某某無權過問，也無權審查，其只要相信唐某有權代表星星公司，就應當認定其已盡了合理審查義務。綜上，唐某向侯某某借款的行為構成了表見代理。唐某用偽造星星公司的印章向侯某某出具“借條”時，侯某某是善意的，且在判斷唐某是否有代理權方面并無過失。故，星星公司、東成公司稱唐某的行為不構成表見代理的主張不能成立，不予采納。侯某某與唐某代表星星公司簽訂的借款合同，未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定，應為有效合同。侯某某按合同約定給星星公司提供了借款，星星公司理應按合同約定的時間歸還借款，支付經濟補償，并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東成公司、唐某自愿為該筆借款提供擔保，在星星公司不能履行還款責任時，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關于借款合同中同時出現違約金、補償金和滯納金，能否同時并用的問題。侯某某與唐某在合同中既約定“自借款之日起，借款人自愿按月給付侯某某經濟補償金6萬元”，又約定“逾期未還款或未付經濟補償金，借款人承擔借款總額40%的違約金，另加收日1%的滯納金”。雖然侯某某未主張滯納金，但就同時約定經濟補償金和違約金而言，合同法中規(guī)定的違約金是以補償為主、以懲罰為輔的原則，補償應為其主要屬性。因此，就違約金的補償性而言，其與補償金屬于同一性質，主要功能在于填補守約方的損失。因星星公司、東成公司均提出雙方約定的經濟補償金和違約金過高，請求減少。且既約定經濟補償金，又約定違約金和滯納金，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間借貸利率的相關規(guī)定。故，對侯某某請求三被告支付經濟補償金和違約金的訴求應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計算為宜。依相關法律規(guī)定，唐某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可以缺席判決。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第一百零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二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一、星星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歸還侯某某借款300萬元及利息和違約金（利息與違約金之和以300萬元為基數，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自2011年9月28日起計算至本判決生效之日止。）；二、東成公司、唐某對前述款項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在承擔了還款責任后，有權向星星公司追償；三、駁回侯某某的其它訴訟請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guī)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40400元，由星星公司負擔（案件受理費侯某某已預付，由星星公司直接給付侯某某）。
本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與原審一致。

本院認為，關于唐某以星星公司的名義向侯某某借款的行為是否構成表見代理的問題。二審庭審中，星星公司認可，其與唐某之間存在掛靠經營關系，唐某以星星公司的名義對外承攬工程，星星公司負責提供資質并辦理相關手續(xù)。唐某向侯某某借款時，向侯某某出示了星星公司與東成公司所簽古冶金街項目《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復印件，協(xié)議上唐某系以星星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代表星星公司簽字。唐某還向侯某某出示了星星公司對唐某的《授權委托書》復印件一份，內容為星星公司委托唐某為其古冶金街工程的項目負責人，授權唐某代理該工程一切事宜，上面蓋有星星公司的公章，星星公司主張其只給東成公司提供過唐某的《授權委托書》，東成公司表示該《授權委托書》復印件與星星公司給其提供的唐某《授權委托書》是一致的。另外，東成公司作為案涉項目的開發(fā)商，對唐某是經星星公司授權的該項目的負責人、有權代表星星公司是明知的，唐某帶侯某某看了施工現場及東成公司的辦公室，東成公司又以擔保人的身份為唐某以星星公司的名義向侯某某借款的行為提供擔保，上述文件及相關事實已在客觀上形成了唐某具有代理權的表象，足以使侯某某有理由相信唐某能夠代表星星公司向其借款，侯某某在主觀上善意且無過失，原審認定唐某的借款行為構成表見代理并無不當。且本案之所以能夠發(fā)生，唐某利用其星星公司項目負責人的身份偽造印章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也與星星公司非法向唐某出借建設工程施工資質、在項目建設中又對唐某監(jiān)管不力密不可分，故星星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明顯過錯，原審判令星星公司對唐某向侯某某借款承擔民事責任正確。關于借款數額的問題，各方當事人對240萬元銀行轉賬均無爭議，有爭議的是《收條》中所載60萬元現金借款?，F金借款的一般交易習慣是借款人收到借款后出具借條或收條，不易留下其他給付證據。本案中侯某某已經提供了唐某出具的收條，收條中載明唐某確認已收到該60萬元現金借款，這對證明該60萬元借款已支付具有較強的證明力；60萬元以現金方式支付并不是不可能，且在四川省華鎣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對唐某的詢問筆錄中，唐某也明確表示借款數額是300萬元，故認定該60萬元借款已實際支付的證據較為充分，本院對原審認定的借款數額300萬元予以確認。關于東成公司和唐某作為擔保人的追償權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二條的規(guī)定，保證人在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債務人追償，但二審中唐某當庭明確表示該還款責任應由其自行承擔，應視為唐某放棄了對星星公司的追償權，故本院僅對東成公司的追償權予以確認。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項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

維持張家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張商初字第84號民事判決第一項、第三項，撤銷第二項；
唐山市東成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唐某對前述款項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在承擔保證責任后，唐山市東成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有權向星星公司追償。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guī)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原審案件受理費負擔不變；二審案件受理費30800元，由上訴人四川星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王建偉 代理審判員　　吳曉慧 代理審判員　　葉　密

書記員：李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