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上海拓某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賢區(qū)。
　　法定代表人：關家利，執(zhí)行董事。
　　委托訴訟代理人：刁小鋒，上海申浩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汪毅，上海申浩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高某某，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漢族，住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銀川市。
　　委托訴訟代理人：奚來玉，上海佳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王明輝，上海佳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秦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區(qū)。
　　法定代表人：高某某，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奚來玉，上海佳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王明輝，上海佳通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上海拓某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與被告高某某、上海秦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秦某公司”)運輸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適用簡易程序，于2019年5月13日和5月20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上海拓某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刁小鋒，被告高某某及其委托訴訟代理人王明輝暨被告秦某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xiàn)已審理終結。
　　原告上海拓某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訴訟請求：1.要求二被告共同退還運費900元；2.要求二被告共同賠償經濟損失342,211.68元。事實和理由：原告為原告客戶在全國范圍內提供物流運輸服務,被告高某某(運輸業(yè)務以被告秦某公司名義)在陜西地區(qū)為原告實際貨物運輸服務提供者,被告根據(jù)原告的要求自原告客戶處承接相應貨物(童車等)進行運輸。自2018年9月份始,被告出現(xiàn)多次遲延到貨和不交貨情況。為此,原告多次向被告高某某明確提出要求交貨未果,后引發(fā)糾紛。在公安機關調解下,被告高某某(及被告秦某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承諾：2018年10月18日前被告應保障原告公司貨物完好及時準確送至指定地點,并保證貨物簽收完整且返回簽收單。但事后被告又未將貨物按期送到,之后因原告經營管理人再次與被告一發(fā)生爭執(zhí)。原告已向被告高某某支付了運費95,000元。被告的行為已造成原告及原告客戶重大經濟損失,原告客戶通過補發(fā)、調撥其他貨物方式暫時解決缺貨問題盡可能彌補被告造成的損失。原告為此遭受經濟損失初步統(tǒng)計大約342,211.68元?，F(xiàn)因原告客戶要求,原告明確向被告提出,要求被告將貨物退回,但被告又以各種理由不退。
　　被告秦某公司辯稱，1.原、被告沒有建立運輸合同關系；2.被告秦某公司與匯順公司有運輸業(yè)務關系，也有糾紛，雙方在上海市公安局寶山分局祁連山派出所簽過協(xié)議；3.匯順公司欠被告方運費95,000元，所以當時留置了相關貨物；4.被告方未違約，違約的是匯順公司；5.被告高某某是被告秦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高某某不應承擔責任。
　　本案當事人圍繞訴訟請求依法提交了證據(jù)，本院組織當事人進行了證據(jù)交換和質證。當事人無異議的證據(jù)，本院予以確認并在卷佐證。該些證據(jù)為原告提供的微信截屏記錄、被告方參與的部分電子郵件、協(xié)議書和運費支付證明。
　　對有爭議的證據(jù)和事實認定如下：1.被告對原告提供的情況說明和2019年3月的函有異議，認為是被告為了訴訟需要而臨時制作的，不能說明2018年5月當時二者的關系，而且委托關系從未向被告披露過。情況說明和2019年3月的函系案外人匯順公司出具，涉及匯順公司的利益，匯順公司未到庭作明確表態(tài)，無法確定該組證據(jù)的真實性，本院不予認定。2.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貨物運輸單有異議，認為該些運輸單無被告簽字，與被告無關，該些貨物運輸單確無被告方人員簽名，無法確定真實性，本院不予認定；3.被告對原告提供的其未參與的電子郵件真實性不認可，該部分郵件涉及案外人，無法確認真實性，本院不予認定；4.被告對原告提供的銀行回單有異議，認為是復印件，原告確實未能出示銀行回單的原件，無法確認真實性，本院不予認定；5.被告對原告提供的西北區(qū)域童車索賠書、運輸賠償確認單、運輸作業(yè)過失懲戒單有異議，認為原告未簽字或加蓋印章，運輸賠償書加蓋的是好孩子(中國)商貿有限公司的物流管理中心印章，而非公司印章，沒有形成日期，與被告方無關。該些證據(jù)落款處加蓋的是好孩子(中國)商貿有限公司的物流管理中心印章，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證據(jù)補充證明該物流管理中心與本案的關聯(lián)性，本院無法確認證據(jù)本身的真實性，故本院均不予認定。
　　根據(jù)當事人陳述和經審查確認的證據(jù)，本院認定事實如下：
　　2018年10月15日的微信截圖反映，被告秦某公司與匯順公司進行了7、8、9三月的運費表格溝通。
　　2018年10月16日，被告高某某以被告秦某公司負責人的名義與“李先明”以匯順公司的名義簽訂了1份協(xié)議書，該協(xié)議書稱：“貴司(上海匯順物流有限公司)與貴司(上海秦某物流有限公司)商定合作，由貴司負責承運我司貨物，由我司負責支付運輸費用，合作期間由貴司保障我司貨物完好，及時準確的送至我司指定地點，并保證我司貨物簽收完整并返回簽收單，此次經貴司與我司雙方協(xié)議，由秦某物流于2018年10月18日前送完全部貨物，并于2018年10月25日返回全部貨物簽收單并保證貨物完整，由匯順物流于2018年10月25日前結清承運期間產生全部運輸費用，費用合計95,000元整，于2018年10月25日支付完成。2018年10月17日之前付70,000元。由秦某于25日前將回單與發(fā)票交與匯順財務關家利”。
　　2019年1月9日，匯順公司人員與被告高某某共同出具運費支付證明，載明：“匯順今支付秦某運費事宜今支付經雙方要求暫行支付25,000元，秦某對此貨物負責”。
　　2019年1月24日，匯順公司李德勝向被告秦某公司發(fā)電子郵件稱：“實際承運人秦某物流請知悉：根據(jù)好孩子指令，請實際承運人務必執(zhí)行下述郵件要求，并確保貨物有效無誤，完整退回好孩子倉庫并電話告知退貨時間，貴司授權人及聯(lián)系方，請郵件告知相關信息，配合退貨流程，如造成意外損失由實際承運人承擔”。2019年1月26日，被告秦某公司回郵件稱“你好，下面好孩子退回產品明細能不能提供產品型號明細，根據(jù)產品單號對不出來”。
　　本院認為，原告以其委托匯順公司在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間以匯順公司的名義展開物流業(yè)務，且匯順公司已將被告不履行匯順公司以其名義與被告簽訂的運輸服務協(xié)議的情形告知了原告為由，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條的規(guī)定向被告主張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款規(guī)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托人不履行義務，受托人應當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對第三人的權利，但第三人與受托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該委托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除外。根據(jù)該條款的規(guī)定，就本案而言，適用該條款的首要條件是被告與匯順公司在訂立運輸合同之前，原告與匯順公司之間存在委托合同關系，對此，原告應當承擔舉證責任?，F(xiàn)原告提供了1份情況說明，試圖證明這一委托合同關系，但該情況說明無落款日期，應特為本案訴訟而后補，不足以證明2018年5月30日系爭運輸服務協(xié)議簽訂之時，匯順公司已接受原告的委托，以匯順公司的名義與被告訂立了運輸合同；情況說明記載的內容為“上海拓某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授權并委托上海匯順物流有限公司在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間以上海匯順物流有限公司名義對外展開物流業(yè)務”，分析這一記載事項，內容中未明確匯順公司對外開展物流業(yè)務的范圍、價格等必備的具體指向，與通常委托合同應當包含的內容有明顯差異。因此，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證據(jù)證明其與匯順公司之間有委托代理關系，原告以上述法律規(guī)定為由，替代匯順公司行使合同權利，缺乏事實基礎，本院難以支持。
　　退而言之，即使原告與匯順公司之間存在委托代理關系，而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委托人可以直接向第三人行使權利的前提是，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托人不履行義務，本案中匯順公司與被告之間存有運費爭議，不排除匯順公司需向被告支付相應運費，被告因而享有相應留置權的可能，故原告也未能證明匯順公司未對原告履行義務，且不履行的原因是被告造成的這一事實。另一方面，2018年10月16日匯順公司與被告方簽訂的協(xié)議書以及2019年1月9日匯順公司與被告方簽訂的運費支付證明，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匯順公司與被告秦某公司對合同主體的相互認可，進一步的推論是如果被告知道匯順公司是接受了原告的委托就極有可能不會訂立該合同的。
　　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的規(guī)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上海拓某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guī)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6,280元，減半收取計3,140元，由原告上海拓某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shù)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員：張??哲

書記員：李??超